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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国际1.借镜》从门外汉到IBBY主席,中国童书界如何攻下

   时间: 2020-06-19   来源: E普生活 阅读: 711
前进国际1.借镜》从门外汉到IBBY主席,中国童书界如何攻下

本专题视觉设计:吴欣伟

【编按】台湾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与专业人才在华文市场向来居领先地位,亦拥有一定的国际能见度。譬如几米的作品,启蒙与影响了许多中国出版人与创作者。然而近年来,两岸童书出版前进的脚步,却出现了显着的消长。

2015年10月,中国资深儿童出版人海飞提出3项「预判」:中国童书出版正从数量规模的增长,转向品质效益的增长;中国童书出版正迎接第二个「黄金十年」,儿童文学出版将继续繁荣、图画书时代到来;中国童书出版正迅速国际化,安徒生奖(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)将走向中国。

最后一项预判在隔年即已实现,象徵国际儿童文学桂冠,素有「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」之称的安徒生奖,于2016年颁发给中国作家曹文轩,这是华文世界的第一人。




中国作家曹文轩获得2016年安徒生奖

近几年来,中国童书也确实朝着3个预判的方向发展。2018年11月上海国际童书展与波隆那童书展主办方结盟,对业界知情人士来说,此举正式宣告:中国童书打入国际市场的进程,已达到新高点。

这些发展固然与全球经济的态势有关,另一方面,中国官方有意识地进行推广,更是不容忽视的主因。

在中国原创图画书积极寻求立足国际的过程中,官方在政策的执行、专业奖项及研究中心的擘建、国际合作及推广模式的树立等各方面,如何扮演幕后推手?而台湾又能如何借镜?邀请资深童书评论者柯倩华带领读者爬梳解读。

柯倩华是香港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顾问,近几年更为台北国际书展策画「童书论坛」,为波隆那书展台湾馆推行「国际出版品计划」,多年来,她对童书大奖的国际局势,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解。本文是她综观全局的汇整解析。

口述:柯倩华(儿童文学评论家、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顾问)整理:阿多利
这不仅是童书推广,而是目标明确的文化外交战

与其他国家相比,中国童书的发展有个特殊背景:出版社背后可看见官方的支持。如出版曹文轩作品的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或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这些出版集团背后均有官方支持,故中央意志一旦下达,便会直接成为业务目标。

当目标确立后,就是一以贯之,所有策略和计画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所有资源、经费和人力都朝目标靠拢,且几乎在全国童书界上下均形成共识。

中国童书发展,直接是属于国家级的事务,并不只是一家出版社想要把某个作家的作品推出去如此单一、个人的事,也不只是纯粹属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事。




左起:安徽少儿出版社社长张克文、CBBY主席海飞、前明天出版社社长刘海栖(周月英摄)

这场文化的外交战,有两大特色:

首先是持续性:它订定的目标是长期、可行的。它有耐心地舖线,做长期的规划,持续,不曾间断。

其次,它可以跨部会整合。

一般来说,一位笔会会长出国开会,不过是单一民间组织参与国际文化活动,即使有出版计画,也得再去张罗出版社。而海飞是国际儿童读物联盟(IBBY,安徒生奖便是由IBBY设立的)中国分会(CBBY)的主席,同时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兼总编辑,背后直接是中央,当他一声令下,出版社便立刻动起来。

对岸有个机构叫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办公室」——假设出版社想做翻译、想办活动但经费不足,要跟中央拿钱也相当简便。这种整合联繫相较于台湾更为容易,因为目标设定明确,资源整合快速,计画容易持续。




来源: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

这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,然而,共识也很重要。在民主国家,民众的反映、社会的氛围一定会影响到执政者的决策,但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。他在1996年接任CBBY主席时,心里就想着要得奖,这一直是他的目标。

中国官方在背后扮演什幺角色呢?

设定目标,然后长时间投资与努力,一步步达成。首先,积极加入各种国际活动,其次,广邀产学专家赴中;这些投资的背后,不仅是参与,也不只是需要被看见──他就是要得奖。

这场文化外交战,谋定而后动,一呼而百诺。

海飞小档案
1946年出生,浙江籍,已退休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1996年任IBBY中国分会CBBY会长,参加9次颁奖仪式,视得奖为CBBY的目标。积极参加IBBY执委会的竞选活动积极组团参加波隆那儿童书展主办2006年第30届IBBY世界大会创办上海国际童书展,设立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与国际着名画家合作出版2013出版《羽毛》,由安徒生奖得主罗杰.米罗(Roger Mello)绘图邀请国际画家讨论曹文轩作品1996~2016,邀请IBBY主席及安徒生奖评委、主席访问中国2016.2.18全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双年会上表示「坚信国际安徒生奖正向中国走来」■战略一:创作者是重要的资产

推销产品,除了怎幺卖,「产品」本身也非常重要。在中国原创图画书试图进军国际的历程中,曹文轩是个重要的里程碑,我们不妨从他来理解。




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

华文世界首位获得安徒生奖的图文作家曹文轩,自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后,便是各大奖项的常胜军。1998年他的代表作《草房子》出版后,囊括华文童书的诸多奖项,至今已300刷,销量超过1000万册。其他作品《红葫芦》、《青铜葵花》等同样获奖连连。

他的作品无论品质或数量,甚至是销售量,都极具份量。他同时也是一名学者,北大中文系教授,有许多学术论着。

若官方将「获得国际童书大奖」视为展现国威的兵家必争之地,那曹文轩无疑是最重要的资产,他是一张非常重要的王牌。

在国际场合上,与会者使用不同语言,要彼此深入了解其实颇不容易。这时候,数字很关键。如果有相关资料,专业人士只要看到数字,即使没有仔细评估与阅读过完整的书,也会觉得投票给你应该不会太失礼。

曹文轩的安徒生奖获奖之路

文化外交战本质上也是一种行销,讲究战略。曹文轩做为一张王牌,本身已具有够醒目的特质,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他的份量。然而中国对外推销曹文轩的过程,依然很值得玩味。

早在2004年,曹文轩就曾被安徒生奖提名,是年功败垂成。2006年,中国争取到IBBY在中国主办,邀请许多国际相关人士前往中国。2013年,曹文轩与巴西插画家罗杰.米罗(Roger Mello)合作出版图画书《羽毛》。米罗除了是一位很好的画家,他深受安徒生奖青睐,更是为人所知;他曾在2010和12年两度获得安徒生奖提名,2014年正式得奖。中国在为曹文轩选择搭配的画家时,这一定是重要的考量因素——将曹文轩与安徒生奖相互扣连。




《羽毛》英文版

2015年出现了更重要的事:《青铜葵花》由英国Walker公司出版英文版。Walker是国际上具指标性的出版社,这本书出版后产生很大的效应:在此之前它只卖出法文、越南文跟韩文版权,英文版推出后,当年8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,中国安排曹文轩跟外国儿童文学家对谈他的作品。11月的上海图书展又安排类似活动,找许多名家来讨论曹文轩的作品。

曹文轩当时在北京书展上说过:「中国对世界的儿童文学非常了解,但世界并不了解中国儿童文学。」这句话也颇具指标意义。它强调「我是一个重要的作家,然而你们都不理我,过度忽视我。」那个气氛被营造出来,国际出版人皆觉得中国可能真的被疏忽了。隔年,曹文轩得奖了。




《纽约时报》报导曹文轩获得安徒生奖消息

IBBY的评审是由会员国提名,再从名单中选出10位评审委员。2016年,中国把IBBY安徒生奖评委会的主席亚当娜(Patricia Aldana)找去担任顾问。那年的评委会也首度出现中国人:冰心的女儿吴青。她是北京外语大学教授,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。她是学者,也具有官方身分,显然可以在评委中为曹文轩做说明。

那一届全球共有28位作家角逐安徒生奖,评委中有巴西的出版人,有阿根廷的编辑,有伊朗的幼教专家,有美国人。评选的时间其实很短,在这幺短的时间里,如果有人可以有条有理把某个作家清楚地介绍给大家,这多少会让大家安心——也许不能说他比较好,可是选他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对曹文轩来说,是很大的优势。

战略二:翻译品质是获得国际注目的重要关键

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,2017年英文版《青铜葵花》获得专门奖助优秀翻译作品的英国Marsh Christian Award儿童文学翻译奖。奖项公布时,评语里提到这本书文笔优美且具有诗意。2017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也把年度贡献奖给了本书的译者汪海岚(Helen Wang)。




汪海岚(右)以《青铜葵花》英文版获Marsh Christian翻译奖。(取自官网)

汪海岚是约克郡出生长大的英国人,从小就对异国文化很有兴趣,大学在伦敦亚非学院研习艺术跟考古,大二到中国学习汉语,一年里大江南北游历了十几个省份,包括敦煌莫高窟等等。她非常喜欢中国文化,后来更与中国人结婚(汪即是来自她先生的姓)。

大学毕业后,汪海岚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,在东亚古钱币馆担任馆长。整体来说,她不是一名普通的译者,她是个汉学家,文化造诣很好,具有文学和文化的底蕴。她先生常到中国出差,带回很多童书,她像故事妈妈一样,常为两个小孩读中国童书。她对中国童书十分熟稔,不仅理解儿童,也理解童书语言。

她也是一位资深译者,译过余华的小说,也译过沈石溪、林满秋的《腹语师的女儿》、《安的种子》等等。她还找了跟她一样把中国童书译成外文(包括瑞典文、丹麦文等等)的译者组成俱乐部,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童书。

2012年汪海岚成立网站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不只介绍书,也介绍中国作家、中国画家,以及留英、留美的中国儿童文学相关人士。曹文轩受到国际注目,《青铜葵花》的翻译影响重大,最大关键是好的翻译品质。




撷自汪海岚设置的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网站首页

战略三:问对地方,找对人,海外版权商是一大关键

江苏少儿出版社其实早就有意对外推销《青铜葵花》,但一直卖不出去。后来他们找来版权代理人姜汉忠,他读了觉得不错,而且多少带有为国家争光的心理——国家意志的氛围是有具体影响力的——便接下这项任务。

对外推销需要许多文件,包括作者和作品的介绍、销售数据等等都需要翻译。通常这类文件的翻译都是由版代负责的,但出版社极力促成,甚至同意由出版社来负担翻译费用。这些操作已超出一般商业机构的成本考量了。

姜汉忠找到英国着名的版代,对方读完资料后的回应是:故事似乎很有趣,角色和背景都不错,但作品风格太过简略。这是个委婉的说词,意思是译文太过普通一般,还不到优美、吸引人的地步。因此江苏少儿出版社又出钱,寻找专业译者重译,并特别选译最能吸引人的段落,丝毫不敢大意。

英国版代拿着这些资料去找试读者,做成推荐报告,开始往外推销。试了9家出版社,最终Walker表示兴趣并提出报价,但要求中国补助一半的翻译费用(另一半翻译费则向英国笔会申请)。从2011年开始寻找国外买家,到2015年正式出版,这场前哨战为期4年。

2016年《青铜葵花》得奖,2017年同时登上《纽约时报》跟《华尔街週报》的畅销排行榜。

这段过程中有几个关键人物,比如英国的版代,他会索取适当的资料,他知道要準备什幺资料给别人。我们可以相信,中国在这里开始学习到:该準备什幺样的资料;要寻找知名的出版社,在行销操作上才容易打进主要市场。

中国为曹文轩的舖垫,包括找国外得奖插画家合作、让众多国际专业人士来讨论他的作品,得到肯定与推崇,这对信心是有帮助的。这样的信心,同样反映在集体的中国创作者身上。当你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、应该要这样做,你就不会畏首畏尾,对外推销时就可以理直气壮,认为我们是有资格可以得奖的。

■战略四:进口童书及图画书数量的设限

2017年初,中国官方下令给各出版单位,要对进口童书,尤其是图画书进行数量和比例上的限制。这显然是有点保护主义跟国家主义,台湾社会可能一听到「设限」两个字就非常不喜欢,因为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价值。但老实说,在现实上它还是有个优点,就是遏止了一些乱象。

在黄金年代的「荣景」下,中国面临的不只是翻译书远远超过自製书的比例问题,更大的问题是翻译书的品质下降。翻译作品良莠不齐,什幺乱七八糟的书都一窝蜂引进。很多人仍旧抱持着「国外出的书一定是好的」观念,出版社拼命译书,绘本的「黄金年代」口号,更加剧这种现象。

中国的岀版限制政策,某种程度上遏止了这个乱象,只是一不小心也可能造成其他问题,比如强烈要求1比1、1比2的岀书比例。对于自製书来讲,不可能一下子达到这样的数量,反而可能使品质出现问题。

原则上,虽然翻译与原创书籍的数量不应严格限制,但是当两者的差距太大时,我们还是得注意,某些品质不佳的作品有没有必要引进,以免造成资源的分散浪费。




(来源:上海国际童书展)

战略五:大量邀请国际专家参与奖项和书展,让自己被看见

在官方的有意运作下,中国的图画书奖项也成了与国际勾连的关键环节。

丰子恺图画书奖成立于2008年,第一届于2009年颁出,3个大奖得主都是中国作家。这有两个影响:第一个影响是国际视野的拓宽。中国原先也有许多奖项,但都在国内进行评选。而丰子恺图画书奖请来的评审则都是有涉外经验的,颁奖的嘉宾、论坛的主讲人都是国际作家。中国的儿童图画书,因此奖项突然跟国际扯上了关係。

另外,中国原先偏重文学作家,较少关注插画家。丰子恺奖成立后,对童书的观念开始改变,视野放宽,插画家的信心也增加了。

上海国际童书展举办的「金风车国际青年插画展」,指在培养年轻人的信心跟国际视野,也是一种「我们跟国际有关係」的感觉。现在有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到剑桥学插画,去义大利学设计,他们开始有信心接触外面的世界。




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在波隆那书展馆场(周月英摄)

另一个重要奖项是陈伯吹儿童文学奖,它在2014年更名为「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」,在官方的协调下,正式列为上海国际童书展的奖项。上海书展俨然成为让国际认识中国出版的重要场所,讲交流是比较客气的,本质上,这就是要让国际认识中国的童书作品、认识中国的童书作家和画家。

陈伯吹奖共有4个奖项,文字奖只颁发给中国作品,另外三个奖(年度绘本、年度作家、年度特殊贡献奖)通通都有国际人士参加评比。这些奖有时会颁给外国创作者,所以也吸引了满多外国人士关注这个比赛,到上海参展甚至参赛。

从评选的角度来看,现场的翻译设备不足,评审大多只看图像,虽然现场有一名口译,但没办法照顾到众多评审。这个奖有公信力吗?评审看不懂中文,不奇怪吗?但就策略来说,它成功增加了中国童书界与国际交流的经验,也影响中国出版人的工作方法。

改变,不是一时可见的,但影响很深远。它形成一种重视专业的文化氛围,对创作者、对作品,甚至对读者都发挥了作用。




2018年11月上海国际童书展正式宣告与波隆那童书展主办方结盟(来源:上海国际童书展)

战略六:启动各种国际合作模式,让专业know-how直接横向移植

中国开始认识到「专业」的重要,启动各种国际合作模式。最基础的是出版社跟国外出版社合作,不只一本书,也可能是整个机构的合作,甚至是买出版社这样的规模。

除了上海国际童书展、上海国际出版人访问计画、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等国际推广模式之外,2018年上海童书展跟波隆那童书展正式合作,当他们在这方面快速学习时,那是很可怕的,因为他们学的是别人的know-how,是直接横向的移植。

上海国际儿童书展,目前还有很多零零散散的缺点,但他们是朝着此目标前进的,这些过程便都是他们的经验。

这些奖项和书展,都是为了形成一个具竞争力的「国家代表队」而练兵。它得有优秀的球员组合、有好的教练,更要有战备和计画。




2018年波隆那童书展以中国为主宾国(来源:波隆那书展官网)

▇从门外汉到IBBY主席

总结中国攻下安徒生大奖的获奖之路,看起来像是各方面的条件水到渠成,但主要的前提,在于源头的目标牵引。海飞的CBBY先设定了「中国一定要有人得奖」,后续的力量方得以汇聚。即使没有明文宣布,但所有行动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

回顾1996年海飞接任CBBY会长时,中国在世界级图画书的殿堂前还只是个旁观者,什幺事情都不懂,像个门外汉。但中国这个门外汉,不断积极地试图打入核心。

中国不断邀请国外专家,几乎凡是当选安徒生奖主席的人,都被邀请到中国参加北京书展和上海书展,担任贵宾,或者担任评审。得过安徒生奖的人,中国出版界便会不断创造合作的机会。这些人各有专业,但他们同时都与安徒生奖有关。

海飞任内,上海童书展升格成国际性的童书展。整体看来,在他的大计画里,这是个策略性的书展,它提供了国际交流的机会,而且把国际名家都请到中国,去看中国的图书。

2018年,曾任职中国外交部的张明舟,被选为IBBY主席。我们不妨比喻,这位置有如瑞典学院之于诺贝尔文学奖般重要,这也是一件大事。它并不是凭空发生的,而是中国积极去参与得来的结果。中国未来在IBBY以及国际童书领域的表现,更值得我们观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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